三月二十五日这天，晨曦微露，天空湛蓝如洗，万里无云，微风轻拂着大地，送来阵阵清新宜人的气息。如此美好的清晨，无疑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好日子。

在天坛那宽敞明亮的大棚之中，栽种着的甘薯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丰收。一大早，朱由校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前来这片土地视察情况。这整整十亩地，一直以来都由长乐县子陈经纶以及他的三个孙子共同悉心打理。在他们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之下，那些枝繁叶茂的甘薯藤，如同绿色的海洋一般，铺满了这广阔的十亩土地。

据陈经纶所言，北方的土地其实同样非常适合种植甘薯这种作物。在过去的这几个月时光里，他不仅把这片甘薯地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而且还充分利用这段时间，对他和他父亲所着的《种薯传授法则》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。尤其是针对北方种植方面所存在的一些欠缺之处，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加以补充和改进。

此时此刻，朱由校正满心期待地等待着好消息传来。他早已下达旨意给福建巡抚洪世俊，要求对方不仅要在福建省内全力以赴地推广甘薯的种植，还要将大批的甘薯种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江南地区的各个省份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特意嘱咐广东巡抚陈邦瞻，务必将土豆和甘薯的种子广泛传播至周边的数个省份。

自从那考成法犹如一根凌厉的鞭子高悬于官场之上后，朱由校与群臣之间扯皮空间骤然缩减。如此一来，这数道旨意宛如离弦之箭一般，迅速穿越层层关卡，经由内阁之手传达到了南方诸省。

在众多文官之中，洪世俊与陈邦瞻二人可谓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，他们皆是难得一见的务实官员。对于此次大力推广新农作物之事，更是表现得极为热心且果断利落。

然而，正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这种现象在官场之中亦是屡见不鲜。这不，江西道、湖广道、广西道等南方几省的官员们，面对内阁传达下来的旨意，却是纷纷呈上奏折，委婉地拒绝了这份所谓的“好意”。

在他们看来，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作物未必能够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及土壤环境，故而需要从长计议、徐徐推进方可。话虽如此，但实际上说白了，无非就是这些地方官员不愿去拾他人牙慧罢了。若是真按照内阁之意全力推广这些农作物，并最终成功解决了民生大计，那么所有的功劳与好处岂不全落入了洪世俊和陈邦瞻两人囊中？大家同为巡抚或布政使，凭什么就让你们两个独占风光呢？

对于地方官员这般阳奉阴违、消极怠工的行径，朱由校心中自是跟明镜儿似的，一清二楚。不过，此时的他并未急于发作，而是选择按兵不动，静静地等待着第一波甘薯种植得出明确结论之后，再来好好地跟那些省份的主要官员算一算这笔账。

在朱由校与陈经纶聊天过程中得知，已故前福建布政使金学曾也曾着书一本，名曰《海外新传》，其幼子金嘉谟在科举屡次碰壁之后转而钻研其父着作，并在老家也在种植红薯。

《海外新传》和《种薯传授法则》虽是两人所着，可内容大相径庭，一个是反应实地种植的情况，一个是从士大夫角度去介绍这种海外来物，可以说，金学曾是第一个愿意俯下身去接受外来之新品种的吃食。

朱由校将金学曾和金嘉谟两个名字记在了心里。

正当几人在大棚中聊的起劲时，吴彤从棚外进来禀报称，北直、登莱总督、都察院右都副御史、兵部右侍郎徐光启带着十余名外藩之人前来求见。

朱由校知道自己期待已久的客人终于到了，于是他交代几句陈经纶之后，就风尘仆仆的往皇城赶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