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制定和颁布执行的《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》贯穿着统一战线思想。《条例》提出了“为了土地和秋收，为了农民而战”的口号。在土地革命过程中，根据地区域内的8个县，近100个乡，10多万人参加了土地革命，打土豪约680户，其中426户的土地被没收分配，还没收了部分豪绅的财产，同时“消灭口头的与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，取消农村这些财产及土地的义务或债务，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” 。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收回了自己开垦出来的而被地主豪绅霸占的土地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的愿望。从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统一战线思想在处理土地关系问题中的运用，即依靠雇农、贫农，对中农采取保护政策，团结中农，对富农采取分坏田等抑制政策，这就团结了农村大多数农民，孤立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。

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经济问题

在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《苏维埃建设》中明文规定：中国“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，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”，“苏维埃财政政策，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”，“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”。在实践中，这些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，苏区范围内取消了一切强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苛捐杂税，同时取消了一切高利贷，穷人不还富人钱，焚毁了借据契约，解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，惩办了税收人员，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。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时，把主要目标放在地主和大商身上，对一般商人和富农，实行适量捐献，对其他阶层，实行公平、合理负担。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，揭示了黔东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实质。

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民间武装和帮会问题

- 关于处理黔东“神兵”的问题：为了把“神兵”引上革命的道路，壮大红军队伍，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，国民党军队对“神兵”的进攻，实际是豪绅地主对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。但神坛内部分成两部分人，一部分本身就是豪绅地主分子或地主阶级的代表，“他们去投靠反革命，他们去招安，他们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” ，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对象；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或代表工农群众的领袖，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，另一方面又受着神坛内部地主豪绅的叛卖，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。因此，对“神兵”的政策是：对那些开明的进步的，号召、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加以任用，对个别地主豪绅和为其服务的，则加以武力解决。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后，贺龙亲自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发布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、德江、婺川、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》。在红军的感召下，许多“神兵”当即参加了红军，几天之内，红军吸纳了以冉少波为首的一大批“神兵”，组建了以“神兵”为主体的黔东纵队，下辖三个支队，委任冉少波为纵队司令，不久，黔东纵队整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，任命冉少波为副师长。经过教育，绝大多数“神兵”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，这支队伍为扩展苏区、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- 关于处理与“袍哥”的关系问题：“袍哥”是一种民间帮会组织，这个组织在川东和黔东都有较大影响。贺龙在1922年驻军酉阳龙潭时就与“袍哥”组织的“大爷”有来往。1924年驻军铜仁后，与家住彭水的“袍哥大爷”龚渭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对龚的人品和性格十分赏识，二人结拜为兄弟。1934年，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黔东。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，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，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。为使苏区人民能吃上盐，贺龙首先想到“袍哥大爷”龚渭清。他修书一封，派一位与龚大爷也是拜把兄弟的名叫傅怀忠的商人送往彭水。龚大爷阅过贺龙的亲笔信，非常高兴，因为赫赫有名的贺军长又回来了。他不动声色，暗自筹划完成贺龙托付之事。不久，远在黔东的贺龙，收到了龚大爷托付傅怀忠押送苏区的4000斤盐巴，一下子解决了苏区军民吃盐问题。缺医少药，是苏区的又一难题。由于黔东环境恶劣，战士水土不服，泻肚、生疮，红三军战斗力受到影响。为能解决这一难题，贺龙再次请“袍哥”龚大爷相助，派傅怀忠持信去彭水。龚大爷得到贺军长的信后，除找社会上一些好友支助外，典当了自己的家私，买了几十担中、西药，还通过各种关系，找到酉阳、秀山的商会，开好了发货单和通行证，并亲自押运，跋山涉水，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。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水淹沱，眼看就要到苏区范围了，龚大爷为了加快速度，早一点见着相别10年的贺龙军长，坐在轿子里，押着药担子，弃小路而走大路，不幸被子区反动区长袁仲英率团防截住，抢走了全部药材，枪杀了龚渭清，押着傅怀忠和药材到沿河县城向国民党驻军司令杨畅时请功。贺龙得到消息后，决心为龚渭清报仇雪恨，攻占沿河城，消灭杨畅时，救出傅怀忠，把药材夺回来。10月13日，红九师和黔东独立师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沿河县城周围的重要位置，然后突然发起进攻，全歼杨畅时部，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，救出了傅怀忠，夺回了全部药材。

统一战线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的运用

统一战线政策也运用在宗教问题上。大力宣传红军“信教自由，保护神坛和信神者的自由”等主张。红三军在打下彭水县城后，捉到一个天主教的美国神甫，他十分害怕红军杀他。贺龙就向他宣传红军保护宗教、信仰自由的政策，解除了他的顾虑。进入黔东后，这个神甫主动地给红军医病照相，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。

1936年红二、六军团长征再入黔东时，党的统战工作更加深入。肖克在《红二、六军团会师前后——献给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同志》中说：“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，在石阡休整时，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，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，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所以，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……夏曦…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，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、妇女中的工作，都有成效。”